吉林布局“一主多辅”机场格局，架起经济振兴新桥梁
除了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实际上，解决房地产问题有很好的办法，操作起来也不复杂，学者以及社会中间都有很好的建议，问题在于是否愿意去采纳，同时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否存有私心以及是否具备相应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做重新调整，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道理，货币宽松政策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如果货币继续宽松下去，上涨的将不会仅仅是房价，而是物价、资源与资产价格的全面上涨，而后是社会生产成本的全面走高，导致财政收支的全面吃紧，这种局面谁可以承受？谁又能忍受得了呢?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异化是经济系统运转失常的一种表现，根本地应使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回归正常，而不应使其功能异化扩大和加剧，或者干脆将错就错。房地产业存在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人们收入的增长，自然带来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央政府屡次三番，频繁出台各种政策办法，希图遏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势头，试图使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但始终未能如愿。有学者和业界人士称，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为我国的M2的天量余额，货币巨量超发，房地产市场可承担蓄水池的功能，股市低迷以致难当蓄水池大任。发展房地产业，使没有房子的居民住上房子，房子狭窄拥挤的，住上相对宽敞舒适的，随着居民的收入增长，居民的房屋由原来的普通房屋转换升级成更有个性化的高雅的或稍为华美些的房屋，但是，不管怎么说，房屋的根本的原始功能是居住功能，居住条件水平与住房供给始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
一句话，房地产业就是解决人们居住问题的手段和途径。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银行、影子银行、高利放贷者、腐败官员、垄断央企、炒房客、房屋投资商，成了分享这一盛宴的食客，成了狮豹狼群，成了鹰隼秃鹫。但《意见》对此基本没有涉及。
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是不是要重新调整？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问题是不是要提到日程上来？怎么一步一步实施，把这个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变成一套制度界定下来？可能需要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小鲁：所以在财政公开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收入分配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这个问题不是靠调整工资或所得税能解决的，因为它是和整个经济制度有关的，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
此外每年人大开会之前，各级政府都要把详细到具体项目的全口径公共预算和决算提交给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人大要进行辩论，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审议过程也要公开，最好现场直播。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或者卖地收入大幅度减少了，地方财政难以为继怎么办？我觉得，一方面需要建立制度，对政府各项支出设定刚性标准，管住三公消费，管住政府乱花钱和不计后果的投资。但在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重要问题上，讲得比较笼统，没有看到多少具体改革措施。能不能开放土地市场，让市场来调节？政府可以对巨额的土地收益征收所得税或者增值税，用于公共服务和补偿边远落后地区难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的贫困农民。
春节前夕，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因此，当前应尽快实现各级政府的财政公开，即需要各级政府全口径的财政细账的公开。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依赖土地财政，靠卖地来维持支出。例如在打击取缔非法收入上，《意见》要求对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洞。
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一方面是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
王小鲁：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
《华夏时报》：但现在很多收入并没有列入财政预算。王小鲁：可以说，出台了方案，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但是前提首先是要实现财政公开透明，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各级政府不乱花钱。其实严格来讲，我认为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因为在还没有把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推上轨道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时候，先去谈收入分配改革，可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政府支出中不合理的地方多，关键就是因为财政透明度太低。
土地收益怎么收法？农民应该在这中间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分配？这些都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提高公共资金 管理的透明度《华夏时报》：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每个居民、各自阶层、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等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应该从哪里抓起？王小鲁：发达国家对于政府财政的管理非常具体，政府每笔收入和支出，老百姓都能查得到，若有问题老百姓都能质询。
在千呼万唤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与公众见面。这么大量的公共资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用得怎么样？有多少是正常使用的，有多少是因为腐败流失掉了，或者是不正常的使用？这有没有一个统计？如果与国际通常水平相比，我们国家仅行政管理费支出高于通常水平的部分，粗略推算一年就要多花掉1万多亿元。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说，即使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制度健全了，不必要的政府支出和腐败就能大大减少。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改革可能应该走在前面，就是怎么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度。比如说，我们一年50万亿元的GDP，政府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2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加上其他没有包括在常规预算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至少占GDP的1/3以上。所以我觉得，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应该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比如现在的土地出让收入仍然是单独一块，没有列在财政预算里，现在是叫政府性基金预算，但是管理很粗放，透明度很低，也非常混乱，流失非常多。
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一事一议，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来源：华夏时报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税机制 。
王小鲁还表示，公共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漏洞是腐败和非法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这么大的数额，对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政府一次收取，一次花掉，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当然人大也要改革，才能代表民意，对政府进行监督。
政府管理体制很多方面没有改，虽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想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从何而来？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即便有些问题提出来了，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综合改革的大的布局、大的方向，涉及具体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可能会在部门之间造成互相意见不一致，互相扯皮，最后很多事情会不了了之。《华夏时报》：所以近年来，你一直呼吁要推进体制改革。
《华夏时报》：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的改革，是否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着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王小鲁：可以这么说吧刚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其中把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作为中心内容。
因此，《意见》提出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这体现了对过去好政策的继承和延续。这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而推进农村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就会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年均8.4%的增长率，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随之大幅度减少。总体而言，《意见》提出基本改革思路是明确的，是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思路相容的，也是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一致的。
